四十八分之二十二：转捩点
原来在师大的时候，我疑惑，为什么师大每年在成都招生那么多人，但是却没有一个老乡会；而像tsing他们福建泉州啊，或者什么湖北哪里啊，就会有老乡会，甚至是在北京市这个层面上的老乡会。
除了其他特殊的原因，人的数量确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仿佛就是有两个阈值（threshold）：一个是聚集阈值点（agglomeration threshold），类似社会科学里面critical mass的最低值。过了这个阈值，社会相关的东西会处于集聚效应，互补互助。没有达到这个值，一般选择依附于其他势力。回到刚刚的老乡会，很多特别小的地方来的同学，往往没有任何组织可以依附，要不就独来独往落个孤傲或者自闭的称号，要不就跟着每个小团体一起被同化。而有老乡会的人，有人带着吃个饭，逛个学校，交个男女朋友，blah blah。在经济地理上，这就是典型的聚集效应，外部化的效益是有益的（positive externality）。这也就是为什么有M记的地方就开封菜，有购物中心的地方就有速食餐饮。换句简单的话，就是1+1大于2的作用。
跟某个博士后聊天，他说北美的教职啊基金项目啊也是有小团体，也有势力范围，而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反倒是少数派，没有人太会把竞争的矛头指向您，而你反倒可以在这一层保护之后踏实而安稳地做一点学问，或者像某些中国老板一样靠社交能力跟国内捞点虚名和小钱。
而另一个阈值就是分离阈值（dispersion threshold），到了这个阈值之后，外部化的效益不再是有益的。在城市发展上面来说，就是城市蔓延（urban sprawl）或者郊区城市化（suburbanization）的过程，随着市中区的居住人口密度越来越高，而人们的收入增加，特别是私家车普及率提高之后，人们开始在低密度的城市郊区移居，新建的这些房子大多是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detached house），每个都有花园，车库以及活动场所，而彼此之间的生活容忍气泡范围变大了（也就是说NIMBY，not in my backyard）。这个时候，对低密度的公共空间和绿色空间的占据往往会产生负向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使得人口空间密度低，而且蔓延区域很大，连通性也比较差。回到刚刚老乡会的上面，同一个地方的人太多的时候，反倒不好“群”了，而保持个人隐私以及证明自身独立性显得更重要了。从经济学上考虑，也就是集聚所带来的边际效益在减少，而这个机会成本还不如投资到郊区去，获得的收益或者说效益（utility）更大。
地理作为一个交叉于社会科学和传统理科之间的学科，常常会碰到这种决定阈值的状况。而在社会科学里面，很多阈值很难抓住准确的转捩点。所以这才叫人生，前一秒可能还开开心心，后一秒却冷冷清清。所谓岁月啊，成长啊，成熟啊，就在于掌握好那个转捩点的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