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户”缺席
和以往一样，在11月中旬在吉隆坡举行的国际肺病大会上，结核病依旧是主角。但有意思的是，既讨论艾滋问题又讨论控烟问题，还捎带讨论尘肺、哮喘，甚至是糖尿病负担的国际肺病大会，却比艾滋大会或控烟大会中的任何一个都要更低调、苦情、全球一家亲。
实际上，考虑到结核疫苗、新药研发和诊断技术在过去一年里的喜人进展，今年的大会甚至可能是结核病卷土重来后的近20年时间里最不苦情的一届。
即便如此，会期一周的国际肺病大会也只吸引了不足两千人参会，其中大部分为主办方“国际防痨与肺病联合会”在全球的各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合作机构和研究者，以及各国政府机构代表和医疗企业的展销人员。
作为全球结核负担第二、耐药结核负担第一的“超级大户”，中国自然不能缺席国际肺病大会。不过，遗憾的是，会场上来自中国代表的声音寥寥无几。以至于我翻遍几十页的会议日程，勾划出的中国代表发言也不足十个。
在多方打听后，我终于摸清中国代表的组成情况：1名来自国际防痨与肺病联合会北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5名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十余位零星来自复旦等多个高校的老师和研究生，以及1名来自盖茨基金会北京办公室的结核病项目官员，以及包括我在内的3名受美国记者协会资助的媒体记者。除此之外，会场上再难寻中国面孔。
至于原本就很稀少的中国代表发言，我只能说，实在太中国了……概括起来，这些发言的特征包括：标准的洋泾浜英语，极慢的语速和谨慎的吐词，PPT里塞满领导视察指导的照片，演讲等于照念PPT，信息增量少，且严重拖时。
在某分会场，我经历了一次堪称“尴尬”的中国代表演讲。这位来自某省高校的教授此前受到国际资金支持，在国内做了某病种的小样本筛查。十分钟的演讲既拖沓又无聊，听众陆续离席，连最有修养的听众也忍不住玩起手机或与同伴窃窃私语。在这场尴尬的演讲在进行到近8分钟的时候，主席提示时间不多，但演讲者依旧慢性子地翻着十几页领导照片，连我都感到无语。最后，在发言超时后，坐我身后的一位记者终于喊出：“说重点!”
散会后，一位记者向我吐槽，他认为该教授的报告数据质量惨不忍睹，甚至不可能作为报道的参考来源。“这样的演讲简直是浪费大家的时间”。
倒是也有给记者们留下好印象的中国代表演讲。这是在移民结核防治经验的边会上，一位来自中家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了中国的流动人口结核防控计划。虽然演讲者语速依旧很慢，发音依旧不标准，但有事实，有分析，有反思，有讨论，逻辑清晰，内容详实。即便互动时间全部用完，话筒前依旧排着数位意犹未尽的提问者。
就是在这次演讲的会场上，出现了一个令我难忘的小插曲。一位来自台湾的医生在提问中国政府为何不能通过完善异地医保以减少流动人口中的结核患者的流失率时，将“中国”描述成“我的祖父生活过的国家”，继而以台湾的健保制度做比，谈论“两国”政策的区别。
我这才意识到，在我满会场寻找中国参会者的时候，潜意识里并没有将台湾算入其内。而各个国际报告里所谈论的中国结核病负担，实际也未包含台湾。不过，在大会闭幕式酒会的边桌上，摆放的几套大会纪念邮票展品上，谨慎地标注着设计者的国籍：菲律宾、南非、新加坡、中国•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