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札记之七:非洲调查记者大会掠影
10月底,我在约堡参加由南非金山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非洲调查记者大会。来自20多个非洲国家的300余名调查记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外还有从美国来的若干NYT、WSJ名记和我们几个中国记者。 三天的会议非常紧凑,除了听课、演讲和开会,我每天都在和来自非洲各国的记者聊新闻、聊中非、聊抗争,收获颇丰。这里草记几笔,仅作纪念。

此次非洲调查记者大会在主会场之外设了两个中非报道分会场,第一场是由在中国传媒大学做博士研究的前肯尼亚记者Bob分享他对中非媒体报道形态的分析,第二场则是来自中国和非洲的记者分享各自在非洲进行的中国议题报道。 这两个会场都十分火爆。平时只能容纳四五十人的教室,最后挤进了六七十个记者。第二场尤甚,因为没抢到座位,不少金山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和一些机构的研究员围绕着讲台席地而坐,以在我看来非常别扭的姿势听完了整场分享。
第一场由Bob主讲。在我看来,他的演讲更像是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情况概述,先花了大段时间介绍中国龙头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情况,然后讲中非不同媒体是怎么报道这些投资的,最后是哪些研究机构的资源可供记者参考。 说实话,这部分内容对我来说一点都没有新鲜感,但后来和非洲记者交流,发现这些内容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补充。过去,他们报道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并不能清楚区分国企、央企、私企的区别,更别提“龙头企业”了。这些不同投资者背后的政治意图、经济意图和行事风格,则更是非洲兄弟们难以揣测和琢磨的了。
虽然非洲记者的提问都是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提问环节引发的讨论要比主讲内容精彩的多。比如:中国是不是在向非洲输出污染企业?中国的投资是不是资源掠夺?中国为何老爱建学校、盖医院,但最后没有老师、没有医生,全部空置?最后,在中非问题中中反复出现,并似乎绕不开去的,还是对于“后殖民主义”的争执。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些问题,坐在听众席里的中国记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难向非洲同行们给出一个答案。虽然我们来自中国,但都是第一次来非洲。我们对于有着54个国家的非洲大陆的了解,可能并不比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多多少。也正因如此,在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思考之前,对于非洲记者们提出的输出污染、资源掠夺、后殖民主义等,我既无法反驳,也无法认同。

第二场由于听众爆棚、演讲记者众多且时间紧凑,秩序略显混乱。非洲记者每人8-10分钟,介绍各自在卢旺达、乌干达、加纳、安哥拉、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对中国、中国人、中国企业投资的报道案例。 这些案例中的中国人形象是非常多元的:有记者调查称,中国军方为津巴布韦总统选举提供数额不菲的钻石和资金支持;有记者说,中国公司盖房子偷工减料、质量不好,但这也不能完全怪中方,因为政府层层索贿迫使建筑方不得不压缩成本;还有记者抱怨中国企业的木材走私和象牙走私。
我的报告也放在这个分会场。过去两个月,我和Oxpeckers非洲环境调查记者中心合作,调查中国走私者在犀牛角贸易中的身影。我此前博客也写到,虽然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犀牛角消费一直存有忧虑,但中国并非目前最大的犀牛角消费国,越南才是。Oxpeckers与中国记者合作的初衷,是希望中国记者对走私网络的调查,找出更多中国人/团伙活跃于犀牛角贸易的证据。
和非洲记者专注中非报道框架的视角不同,和同项目另一男生大谈特谈在非洲采访的冒险刺激也不同,我的报告围绕着资方对“中国-犀牛角”的议程设置的初衷和我实际采访和求证的过程展开。这与中国有关,与非洲有关,但更多关于新闻本身。
我做新闻的时间不长,但深知严谨的调查报道是建立在扎实的证据链条之上的,记者的独立判断与报道的中立客观同样重要,实现起来也同样艰难。也正因如此,一些浮于表面而未经过分析求证的一手信息是不能轻易用于报道的。同样值得警惕的,还有作为警察线人参与钓鱼执法的伦理黑洞,以及受制于资方而传达的经不起推敲的不实信息。
在中非报道会场之外,我还参加了一系列技术课程。 纽约时报记者Ron Nixon主讲了一系列数据新闻课程。不过,他所讲的数据新闻,主要集中于前端的数据挖掘、分析、处理等内容生产环节。由于其主要新闻产品还是文字报道和少量图片或数据图,感觉只可称作是数字新闻的进阶版,或是数据新闻的前端生产环节。
有意思的是,听完他的几堂课后,再反观我这两年在财新所做的环境报道,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很接近数据新闻的理念。自来水真相、镉病将至、淮河癌患其实都是灵活调用数据进行报道的例子。同样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所调用的大多是现成数据,而数据库调用、数据挖掘和分析的能力还只停留在比较初级的水平。

另一个收获颇丰的课程是Surveillance and Security。来自Mail & Guardian的调查记者和Hack X Hacker团队的geek给调查记者们上了一门信息安全课。 信息安全第一条,即是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这包括twitter、Gmail等网络账户的密码管理和个人电脑硬盘的加密处理等基本信息安全操作。此外,对记者而言,保护信源身份与保护记者的网络信息安全同样重要。最基本的,如何与信源进行联系与交谈,如何在交换证据的同时而不在线上/线下留下可追踪痕迹,Gmail是否足够安全,在哪些情况下应该使用PGP mail等。
由非洲调查记者论坛组织的cross-examination和传媒法课程也非常有用。前者引入法律系统中对证据级别的评判标准,帮助调查记者辨别和分析所获得信息的可信度,后者则给出一些基本的检查表单和指导原则,帮助记者规避报道中可能的法律问题,尤其是诽谤罪。
最后一天,大会还在主会场专设了一个环节悼念莫桑比克因报道而被谋杀的调查记者Carlos Cardoso,并由此展开了对新闻自由的讨论。实际上,新闻自由也是我这些天和非洲记者讨论最多的话题。
记者Abdulaziz来自和中国一样常年垫底新闻自由榜单倒数三名的索马里。他告诉我,虽然每个月都有记者被抓或被枪杀,但他坚信记者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不过,所有有关新闻自由的最搞笑的对话发生在晚餐会上。WSJ一位刚拿了普利策奖的记者问我:“中国政府能控制你在南非写什么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