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短，爱生活，爱唧哦歪
最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学语言，日语和英语每天坚持背单词、记语法、练习听力和口语，法语的音标课就快上完，下周开始补德语课。翻译理论也有在补，但是进度比较缓慢。
坦白说，从上大学起就没这么认真地学习过，从没有，包括来美国以后，或是去日本后。人要找到一件喜欢并能持之以恒的事业真的不易，于我更甚。我用了八年时间才静下心来，能踏踏实实、不慌不忙地做一件事。现在的状态可以说是满心的欢喜。期待接下来几年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当然了，最好是有些狗有些猫、有些小朋友和花花草草作伴。
学习一门语言就是理解一种文化。这是我学语言的动机。欧几里得和季羡林老先生都说学习没有捷径，我不多加把劲怎么行呢。现在输入居多，说好听点是厚积薄发，难听点就是望而却步，接下来还要学会厚着脸皮把重心往输出上转移。
上个月去阿拉斯加的游记实在没时间写，等忙完这阵子再整理照片吧。那里的确称得上是人间天堂，不仅仅是指景色。
最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学语言，日语和英语每天坚持背单词、记语法、练习听力和口语，法语的音标课就快上完，下周开始补德语课。翻译理论也有在补，但是进度比较缓慢。
坦白说，从上大学起就没这么认真地学习过，从没有，包括来美国以后，或是去日本后。人要找到一件喜欢并能持之以恒的事业真的不易，于我更甚。我用了八年时间才静下心来，能踏踏实实、不慌不忙地做一件事。现在的状态可以说是满心的欢喜。期待接下来几年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当然了，最好是有些狗有些猫、有些小朋友和花花草草作伴。
学习一门语言就是理解一种文化。这是我学语言的动机。欧几里得和季羡林老先生都说学习没有捷径，我不多加把劲怎么行呢。现在输入居多，说好听点是厚积薄发，难听点就是望而却步，接下来还要学会厚着脸皮把重心往输出上转移。
上个月去阿拉斯加的游记实在没时间写，等忙完这阵子再整理照片吧。那里的确称得上是人间天堂，不仅仅是指景色。
这个问题，新闻学院的同学肯定都很熟悉，这是新闻伦理课上讨论过的内容。现在，这个问题在我的工作中再次出现，并且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的工作中一直相伴。由于和新boss及同事在此事上存在观点分歧，我希望把我的遭遇和想法写下来，与诸君讨论。
为了讨论方便，也为保护当事人，我会在这里抹去所有当事人姓名，也暂不透露具体的调查内容。请谅解。
背景是：我与中国男生X在南非媒体人F的督导下，在南非进行环境犯罪报道。我们着手的第一个选题，涉及中国人/华人。经可靠信源介绍，我们认识了南非警察系统的M。M向记者们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案件信息，几乎超过我们之前从正常渠道获得的所有信息。同时， M在交谈中流露，希望我和X两位中国面孔深入参与警察的调查和逮捕活动。具体形式如：我和X扮演中国买家，与警察调查的嫌疑人接触，达成购买意愿，警察则在交易现场抓个人赃俱获。
在我遭遇的这场警察与记者的非正常渠道的合作中，记者和警察的诉求都很明显。记者希望将警察发展为内线，或曰“深喉”，在保证信源不被泄露的前提下，在报道中呈现正常渠道难以获得的独家信息。警察呢，则希望借力记者的特殊优势（在这个案例中，我和X是难得的、警察可信任的、可与华人嫌疑人接触的中国面孔），将记者发展为“线人”，趁记者的调查之便，推动警方的调查进展。
在不考虑任何伦理和道德问题的情况下，这种合作所带来的显然是不可多得的双赢局面：记者拿到信息，警察抓到罪犯。记者因全程参与逮捕行动，可写出惊心动魄的、充满现场感的好故事。警察呢，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可靠线人，交易过程可控，逮捕行动可控，层层推进，人赃俱获，取得突破。
然而，作为一名职业记者，我显然不能不考虑此类合作的道德风险和职业风险。我虽然新闻理论学的很不好，至少也能想到其中涉及的几个新闻伦理问题：
1. 记者能够/应该成为警察的“线人”吗？
2.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所掌握的证据和信息，能否在报道公开发表前提供给第三方，尤其是警察？
3. 此类采访，记者假扮买家，并达成实际交易意愿，是“隐性采访”/“暗访”，还是有“钓鱼”/制造新闻（create the news）之嫌？
4. 如果记者的“钓鱼”采访行为成立，当采访与执法重合，又该如何理解警察的逮捕行动？
糟糕的是，在我、X和F对上述问题达成共识前，一些在我看来已属“越界”的行动已经发生了（虽然我鸵鸟般地避开了这些行动）。此种现状，也加剧了我的焦虑。我过去认为清晰、明确的职业道德界限在这里变得模糊起来。我一再问自己，是我太固执、死板、不能灵活变通吗？
值得一提的是，F的态度在上述行动前后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在与M的首次见面后，F明确提醒我和X：
“你们不是警察，也不能成为警察的线人。（You are not police, nor the police’s informant.）”
“记者永远不能给警察提供证据。（Journalists can never ever feed the cops with evidence.）”
在这一阶段，我认为我与F在与警察的合作问题上，是有所共识的。
当事态发展，M希望我和X填写线人注册表时，我迟疑了，并向F求助，询问是否应该如此做。这时，考虑到M与媒体的接触的确冒了巨大的风险（一旦被发现，将会被开除），也考虑到将记者注册为“线人”将为M与记者的接触提供正当性（降低M的风险），F的态度转变了，默认了这一行为。
接下来的几天，已登记为线人的X参与了一项与我们调查主题没有直接关联的交易和逮捕行动，并在与X的密切接触中，交换了一些调查进展，这包括可疑人士的姓名、电话、地址。在我看来，至少在这件事情上，X的角色更像是警察的线人，而不是一名职业的记者。但X认为，参与此类行动，有助于增强与M之间的信任。
当我把这些疑惑讲给身处国内的编辑D听，得到的建议是：
1.不要随便伪造身份，以免卷入案件说不清；
2.宁可采访不到，也不能为了写稿冒险；
3.记者不能代替警察，坐等警察破案也没什么不对的。
4.记者行业有自身的职业伦理要求，有些事情要经得住诱惑也要抗得住压力。不要为了一个稿子、一个采访破坏做事的原则，更不能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D给出的建议，显然是从保护我的角度出发，但我也同时面临着采访、写稿的任务。南非警察的办案效率之低，是出了名的。最坏的情况是，在南非三个月的采访时间，也可能等不来一个相关案件的开庭。而不等法院开庭，记者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更深入的案件信息的。
另一位我很敬佩的调查记者P也回应：
1.我们通常说的“隐性采访”，一般都是记者独立完成的。比如假扮某个身份接触被采访调查对象。
2.通常情况下，可争取发展警方深喉，但应避免成为警方内线。成为警方内线不但有新闻伦理风险，如果通过“钓鱼”方式促进违法犯罪行为，也有违法方面的风险。
3.记者要独立、要质疑，应随时警惕坚持质疑，批评和质疑的对象也包括警察。
4.如果不是遭遇紧急突发的风险或涉关重大公共利益，记者应恪守旁观者记录者的角色身份，应尽量避免变成新闻当事人或直接推进事件发展。
无论如何，我此前坚信的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观念，在M的出现后，进行了复杂的转换、重组。我理解，新闻理论总是充满理想的，而现实情况却往往复杂的多。对我来说，目前最大的现实是，如果以线人身份和M合作，我将陷入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的深渊；不和M合作，则意味着，若无法寻得其他可靠线索，我日后的调查将举步维艰，这不仅意味着我将失去好故事，甚至可能连故事都写不出来。我也不得不承认，在M描述的那种黑帮电影里常演的行动的时候，我的确有过参与其中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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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情还在进展之中，我并没有把这篇博客发在所属媒体网站的博客上。这个地方反正也没有多少人看，就先发出来吧。
前几天，我把这些困惑拿去和国内的同事和新闻学研究者讨论，几乎得到他们一致的回答。的确，这根本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新闻伦理问题，我实际上也已经做出了选择。但当新同事以此种方式进行调查时，与之日日共处的我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所带来的焦灼。
这几年，我越发少地在公共场合谈论我的工作、我的观点。并不是没有观点，并不是不想被关注，只是对所处的舆论环境和所谓的新闻圈都感到失望，态度消极。我过去也常和P、D等讨论市面上流传的大稿子，结论是贵圈不仅令人失望，甚至令人绝望，现在竟然还有不少记者怀抱着一稿成名的冲动，有些人甚至还带着二十年前市场媒体刚刚起步时弥漫在调查记者圈里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我虽然能够理解那些没受过高等教育半路出家的记者们的江湖气和新闻操作的不规范，但看到那些名校新闻学院毕业的年轻记者也陷入此种落后时代几十年的张狂之中，只能齿为同行。只是实在没有想到，到南非之后还要经历同样的失望，看来转行得趁早。